闲翻清人笔记，读到“稿工”一词不由生出几分感慨。笔记中的原话是：
其所谓稿工者，大都有才学而不利场屋者，又深明例案，故昕作奏稿咨稿，驳斥事理，悉无懈可击，而文亦晓畅。（《水窗春呓》卷下）
据此可知，所谓稿工也就是科考中败北，
翰林是否也应视为稿工颇有点难说，但能在翰林中行走，总是身有功名之人，翰林是有机会“进步”的。二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在编与不在编。只从专事写稿这个角度看，似乎也可统称为稿工。
五代到北宋初的陶?，文笔冠于一时，久在翰苑，他是不安于如同稿工那样只写写稿子的，很希望能得到重用。宋建隆后，一些名气在他之下者也作了宰相，陶?颇有点不平，让其私交密友推荐自己，在皇上那儿吹嘘自己久掌文墨，出力很多，该考虑作宰相了。宋太祖却说：常听说你们翰林起草文稿，总是拿出前人的旧本，改换些词语，这就是俗话说的“依样画葫芦”，哪里出了多少力呢？陶?听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官职须由生处有，才能不管用时光。堪笑翰林陶学士，年年依样画葫芦。此诗一出，宋太祖颇为不满，陶学士终身也和宰相无缘了。(《东轩笔录》卷一)
就中国历史看，似乎越往前稿工的社会地位越高，凭借手中之笔足以获得一官半职，而越往后，稿工的社会地位有急剧下滑之势。这可能和人口不断增长导致读书人不断增多有关。读书这样的事毕竟要有点天分。同样是读书，有人能读得满腹经纶，有的读来读去还是一脑袋浆糊。只是科举这种方式(包括其它一些方式)并不太能分得出经纶与浆糊，所以很有一些优秀人才惨遭淘汰，大略一数就知道杜甫、陆龟蒙、罗隐、徐文长、蒲松龄面对科举都是屡战屡败。以致罗隐对朝官颇为愤愤，曾直言说：我脚夹笔，亦可敌得数辈。（《北梦琐言》卷六）此话狂则狂矣，但颇为解气。
魏晋南北朝时，稿工还颇有点豪气。东晋时的孙绰博学善属文，曾作《天台山赋》，辞致甚工，初稿成后，以示友人范荣期云：“卿试掷地，当作金石声也。” (《晋书》卷五十六)可与孙绰相匹敌的是北朝的崔?，此人大署其户曰：“不读五千卷者，无得入此室。”(《北史》卷二十五)而越往后，稿工也好，读书人也罢，这种气势日见萎缩。但有才之稿工还是会受到追捧。如北朝的卢思道，参与作乱，罪当斩，已在死中。宇文神举素闻其名，将其从死囚中引出，令作露布（一种公告类的公文）。援笔立成，文不加点。宇文神举嘉而宥之。(《北史》卷三十)一篇露布捡得一条小命，恐怕也只有那样的年代才会发生。
但这绝不意味着那个的年代稿工真的就能伸直了腰作人，权势者让稿工受气或受欺那是绝对没商量的。袁宏写了篇《东征赋》，陶侃的儿子就拔刀相向；南陈从创业之际起，文檄军书等均出于徐陵之手。徐陵为人宽厚，像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尊重了吧，可有一次陈后主写了一篇文章给徐陵看，说是别人所写，问写得怎么样。徐陵看后说了一句“都不成辞句”的实话，结果徐陵去世后，被陈后主谥为“章伪侯”(《南史》卷六十二)。到了唐朝，稿工的位置似乎看涨。唐开科取士还设有“下笔成章”、“手笔俊拔”等科。今读唐史，能够感觉到武则天还是颇懂文章的。骆宾王所写的讨武后檄文，武后开始读时只是嘻笑，但读到“一?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，惊惧而问：“谁为之？”有人告之是骆宾王所写，武后曰：“宰相安得失此人！”(《新唐书》卷二一四)就是陈子昂、张嘉贞、郭震等也是因一文为武则天所赏识，得以重用。唐朝的文化能够雄视后代，大约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。
到了宋朝，稿工的日子就远非唐人可比。“乌台诗案”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唐，而会发生在宋。从写作的自由度上看，唐要比宋宽松得多，“有吏夜捉人”这样的事杜甫也敢写进诗，这恐怕是宋朝人不敢想的。东坡讽刺盐法写下了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，有人就要找麻烦；可唐人直接敢写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，也没见人非要治了诗人的罪。宋朝人其实是开了文字狱的先河，至少是开始编织文网。从经济层面看，杜甫穷得可以，唐代也出现过富豪级的稿工。韩愈为人写碑文很是得了些钱财，但韩愈之富无法和李邕相比。李邕之文，于碑颂为长，人奉金帛请其文，前后所受钜万计(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十五)。宋朝似乎找不到富起来的稿工。
说到稿工，总也绕不开方孝孺。年青时对方孝孺颇为佩服，随着马齿徒长，感觉到方孝孺的作法大可商榷。靖难之役，城破之时，对方孝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：一是出逃，二是自裁，绝无活着见燕王的道理。他本人固然不在乎一死，可拒绝草诏，搭进去的却是几百条人命。唐朝的马周曾上书唐太宗说：天下者以人为本。(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一十一)可帝王们从来都是以皇位为本，这样的道理方孝孺当懂，是谁把帝王们培养得如此残暴？是谁把权力神化得法力无边？这是中国人应该经常追问的话题。对方孝孺而言名节固然重要，但以几百条人命去换自己的名节，不能不让人问一句：早干吗去了？
清代文字狱达到高潮,但场屋不利者也只得去做稿工谋生。让蒲松龄这等人才也入幕做稿工，实在是文化的悲哀。《聊斋》一书把汉字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可才华如此，也曾为生计所迫入幕去做稿工。至于场屋不顺，更显示了科举之昏，难怪他在《聊斋》自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话：
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栏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！
今人已不太能赋予汉字如此意蕴了。此话也非大痛苦转大清醒者所不能言。
稿工都是读书人，或曰文化人。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人当行而斯文，言则有礼。可实际上，人性的弱点在稿工身上的表现和其他人群相比并无逊色之处。抄袭和剽窃且不去说了，为了个人的名气，甚至能动了杀人的念头。
隋炀帝时孔颖达应时而出，对策高第，授任河内郡学博士。大业年间，隋炀帝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会。孔颖达风头最劲健。与此盛会的先辈宿儒耻出其下，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孔颖达，幸得杨玄感保护，才使孔颖达幸免于难。(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十一)唐朝的宋之问为了占有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这两句诗，竟用土囊压死了其外甥，即原作者刘夷希。此事只见于笔记，不见于正史，有无或在两可之间。但宋之问依附张易之兄弟则是新旧唐书的共同记载。宋之问不仅为张易之代写文赋，甚至能为张易之捧溺器，《新唐书》直书“天下丑其行”。稿工将“功夫在诗外”的功夫运用到极致，算得上由来已久了。
稿工一词在今天虽无市场，但就词义而言，要比秘书这个词来得准确形象。因为时下已经有了不写稿的秘书，还有词义颇为复杂的“女秘书”。
无论什么样的稿工，所写文稿，三十年前的庄严谠论，三十年后非梦呓笑谈，恐怕也就可以称为良稿工了。别以为做到这点很容易，今天看三十多年前，“文革”期间那些稿工的高论，荒谬度早已超越了笑谈。中国的稿工年代久远，人数众多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“稿工史”专著，倘有人能就此写出这样的专著，不说是否可以填补一个空白，至少对后人认识文化病灶之所在是大有好处的。但愿有人能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。
 |
